作為九三學社的一名新成員，我一直覺得，九三學社的名稱雖然來自于對九月三日抗戰(zhàn)勝利的紀念，宗旨則源于一個國家對“民主與科學”的追求。我出生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是屬于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大的孩子。十八歲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山東曹縣的一個書香門第家庭，和濟南這樣的城市比起來，那只是一座小縣城，我的根就扎在那片貧瘠的土地里。對九三學社的認識源自于我的二伯母，她是九三學社成員，所以，我從小就聽他們說起過“九三”。
寫作，是種內(nèi)心的追求
我從1997年開始寫作，2001年開始在刊物上發(fā)表作品。至今為止，出版了六七本書，在各種刊物上發(fā)表了上百萬字，這些如果算是成績，其實微不足道。之所以走上寫作這條道路，是因為在1997年，讀大學的時候，看到了顧城的一本詩集，上面有他那首著名的《一代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是一首很多人耳熟能詳?shù)脑?，我從中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這種力量也可以說是一種追求民主與科學的人文精神。
從寫作生涯的第一天起，我一直有一個信念，不管環(huán)境如何變化，人們的價值觀如何改變，自己一定要堅守人文精神，去觀察，去思考，去創(chuàng)作。沒有人文精神的文化是可怕的。正如在中國世博館中代表中國文化的《清明上河圖》，圖中那些富商、官員和美女，都早已化成了黃土，沒有人提過他們的姓名，也沒有人想要知道他們，只有那個叫張擇端的畫家和他的作品，被人們永遠牢記。沒有人文精神的城市也是可悲的。可以想象，濟南這座城市，如果沒有杜甫的詩，歷下亭的倒影在歷史的河流里就不可能那么清晰；沒有趙孟頫的畫，鵲華二山早就在人們的記憶中荒蕪；沒有劉鶚的小說，這座城市曾經(jīng)的風情萬種就是一張沒有沖洗的底片；沒有老舍的文章，這座城市的冬天又怎會被天下人神往？這么多年過去了，這個信念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堅定。因此，在寫作中，我對民生問題十分關注，寫過一系列反映底層生活的作品。這些作品以詩歌為主，曾被著名詩歌評論家、浙江傳媒大學教授趙思運這樣評價：“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被遮蔽的東西，以平凡的情感、樸素的語句，去發(fā)現(xiàn)被現(xiàn)實生活扭曲、湮沒了的生命，用詩人的靈魂之光去燭照底層生存。”
2002年，《半月談》雜志在一篇民工生存調(diào)查報告中，引用了我的《讓所有的民工都去廣場擁抱吧》：
普通話不好沒關系
西服發(fā)皺也沒關系
記得刮臉，把工地上長出的胡須
割下來。留在某個角落
所有的民工兄弟，我們一起
去廣場擁抱吧。這里不收門票
更不用為心愛的女人
因一件羽絨服和你分手擔憂
城市的高樓大廈和老家的麥子
都是我們用汗水澆灌的
所有的民工兄弟，我們一起
在廣場擁抱。除了蜂窩煤
這是我們在冬天唯一的取暖方式
2004年，我以街頭小販為題材創(chuàng)作了詩歌《我熟悉》，被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編選進《高中生閱讀教材》。2008年，我以留守兒童為題材創(chuàng)作了詩歌《每年都有人從故鄉(xiāng)離開》，被收入中國社科院主編的《中國文學年鑒》。還有《一個俗人的賬目明細表》，反映房奴的掙扎和痛苦，被各種詩歌選本收錄，幾百家報紙和網(wǎng)站轉(zhuǎn)載。
當然，我的文學創(chuàng)作視野并不僅限于此。曾經(jīng)有一些國際題材的作品，也得到了專家和讀者的好評。比如911事件，“在民族主義烈焰熊熊燃燒的時候，在民族復仇主義驟然迸發(fā)的時候”，我寫下了《九月十二日星期三》，被評論家認為“人道主義立場超越了狹隘民族主義的喧囂”。入選《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的詩歌《阿富汗農(nóng)民在吃草》，也寫出了發(fā)自內(nèi)心的人文關懷，被收入《感動大學生的100首詩歌》。北京
師范大學
教授張清華對這首詩給予了盛贊：“用看上去不無輕薄反諷的句子，表達了一種叫人自省的道德之痛，這樣的良知之作我相信在任何時候都是一個詩人的光榮，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底線。”
傳媒，肩負起一份社會責任
相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來說，傳媒是我目前的職業(yè)。
我是2003年底來到濟南日報報業(yè)集團的，一直在其下屬的都市女報工作，至今七年有余。七年來，雖然大小新聞獎獲過幾十次，但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份職業(yè)讓我更深入地了解社會，知人間冷暖，品百姓酸甜，更深刻地理解了屈原所說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這是一種磨練，也是一種提升。
我不是學新聞出身，之前從未嘗試過新聞寫作。不過，很快我就發(fā)現(xiàn)，新聞寫作和文學和文化都是相通的，優(yōu)秀的傳媒人和優(yōu)秀的作家學者一樣，必須要帶著人文精神，從民主和科學的角度，去追尋這個世界的真相。在報社期間，我以一名文化記者的身份，做了一些自己覺得還算有意義的事。比如為絕癥女作家王梅芳募捐，搜集整理了濟南電影院發(fā)展變遷史、呂劇《李二嫂改嫁》的前世今生等一系列有分量有影響的稿件。
2009年，賈樟柯導演的電影《24城記》公映，那是一部反映工廠變遷的半紀錄性質(zhì)的電影。賈樟柯本身是一名很有人文精神的導演，電影的內(nèi)容也非常真實感人，于是，我通過媒體組織了一次特殊的活動。誠邀濟南的下崗女工為觀眾，讓她們免費去看這個電影。參與活動的人很多，影響也很大，更重要的是，那些女工有很多人很多年都沒有去電影院看過電影了，現(xiàn)在她們可以去看，銀幕上的故事仿佛就發(fā)生在自己曾經(jīng)的記憶里。
不久前，我又采寫了一組艾滋病感染者的愛情故事。這些人就在我們身邊，看上去非常普通，由于偶然，感染了艾滋病毒，之后的日子里，他們的愛人對他們不離不棄，有著非常感人的故事，散發(fā)著人性的光芒。
關注底層生活，關注邊緣人群的命運，讓我進一步明白：哪些人更需要幫助，哪些問題更應該解決，哪些矛盾更應該化解？胡錦濤書記在建黨九十周年的講話中說：發(fā)展是硬道理穩(wěn)定是硬任務。當今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突出，如何實現(xiàn)穩(wěn)定這個硬任務？作為九三學社的一員，我認為應采取大禹治水的方式，疏而不是堵。每一名“九三”人，每一名民主黨派人士，都應該堅持共產(chǎn)黨的領導，充分發(fā)揮自己的優(yōu)勢，盡一份應盡的義務，用民主和科學的眼光去看問題，做事情，為社會穩(wěn)定和諧，人民安居樂業(yè)而努力。“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yè)。”《老子》中的理想社會，不正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嗎？
以史為鑒，責任更重
2010年，我在中央電視臺錄制的《百家講壇》節(jié)目播出，引起了不錯的反響。《百家講壇》作為央視一檔名牌節(jié)目，我有幸登上這個平臺，展示了濟南作家的形象，展示了“九三”人的風采，也讓我本人對文化更加熱愛，同時感到責任更重。
我主講的系列講座是《東漢開國》。這是一個由光武帝劉秀為人物主線的講座，在研究這段歷史的時候，我有很多感慨和體會。
這段歷史被稱作光武中興，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一次中興。南宋史學家陳亮認為：“自古中興之盛，無出于光武矣。”今天我們要實現(xiàn)大國復興，這段歷史是很有借鑒意義的。明白歷史的得失，我們能夠更好地為未來做準備，做好現(xiàn)在的事。明白過去的中國，我們可以看清現(xiàn)在的中國，發(fā)現(xiàn)未來的中國。我相信，未來的中國，會如溫家寶總理在英國演講時所說的：“將是一個充分實現(xiàn)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國家；未來的中國，將是一個更加開放包容、文明和諧的國家；未來的中國，將是一個堅持和平發(fā)展、勇于擔當?shù)膰摇?rdquo;作為這個國家的一分子，我深受鼓舞。中國的未來，一定是更加民主，更加科學的，這一切，都會來自這個國家人民必然的信仰——文化。
誠然，我們現(xiàn)在做的還不夠，去年年底，我被濟南市委宣傳部評為首屆年度影響濟南的十大文化人物，在頒獎晚會上，我說：“在西方，一個城市最宏偉的建筑是教堂，因為那里面盛放著人們的信仰。在中國，很多城市最氣派的建筑是銀行，因為那里也盛放著很多人的信仰。”在場的領導和觀眾都笑了，在隨后的掌聲中，我說：“因為我們還是發(fā)展中國家，但是未來，文化一定會成為中國人的集體信仰！”正是因為先人們對文化的信仰，對民主和科學的追求，才讓中國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在我未來的道路上，我將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秉承九三學社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永不放棄。
晉代的葛洪在《抱樸子·行品》中說：“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我希望自己能夠做一個“審人”，再接再厲，上下求索，為文化盡微薄之力，為社會盡微薄之力。
（九三學社濟南社員 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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