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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辛亥百年之際
歷史本身是個謎，中國近代百年的歷史比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甚至更有謎一樣的性質(zhì)，原來的封閉王朝體系被打開了，多種外部力量介入了中國歷史的進(jìn)程，包括各種異域的思想，多種力量的交匯碰撞使中國百年的歷史圖畫越發(fā)迷亂。當(dāng)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時，那些參與者或許也沒有想到僅用了28年的時間，一個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就在他們的手上誕生了。同樣的，當(dāng)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時，蔣介石志得意滿，以他為首的國民政府，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在短短四年之后，就失去了大陸政權(quán)。民族命運與國家走向有時竟像個人命運一樣充滿了未知的變數(shù)與偶然。歷史規(guī)律之有無，向來是未有結(jié)論的問題。理性與非理性因素有時共同左右著歷史。宏觀來看，歷史充滿了必然，而微觀來看，非理性的偶然因素也許就撬動了歷史的支點，使之轉(zhuǎn)變了方向，如果不是火藥意外爆炸，起義名冊被查，武昌起義不會提前爆發(fā)，甚至不會成功。在一些歷史天平的微妙之點上，一根稻草也許就決定了歷史傾斜的方向。孫中山也曾說：“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再比如，鄧小平在上海幾次逃過敵人的追捕，有一次僅是前后腳，如果鄧小平當(dāng)時被捕，中國新時期改革開放的總設(shè)計師將何處尋？歷史的沉重與輕微有時讓人感嘆不已。
歷史的動蕩起伏淹沒了多少人的生命，多少被忽略不計的呻吟與嘆息，苦難與求索。面對歷史，個人何其渺小。蕓蕓眾生的苦樂，只是歷史合唱的最微弱的聲部。是英雄創(chuàng)造了歷史，還是人民書寫了歷史？作為集合名詞的“人民”在任何的歷史敘述中總是顯得力量強大，代表了歷史合理性，但卻又最模糊難辨，難以指陳。一個農(nóng)村小伙子，參加紅軍還是國軍，也許并非出于宏大的信仰，而僅是為了生計，甚至僅是為了一個女孩子鼓勵的眼神和嫁給他的美好許諾。多少赴死的慷慨也許在今天看來并沒有那么多充分的理由，個人更多時候是被歷史所裹攜的。在歷史的洪流中，一片落葉只有被席卷的可能，而不會遏止了洪流。但那些歷史中相對龐大的身影，總是有著一種執(zhí)著的信念，要將個體身位嵌入歷史之中，革命者不同于普通民眾的地方，就在于，他們有一種塑造歷史的雄心和責(zé)任感。讀林覺民的與妻書，你仍會為那種“以天下人為念”的情懷所感動。有限的個體只有在進(jìn)入一種超個人的群體秩序時，才會獲得更大的精神上的超升和力量。舍小取大，是革命者共通的精神結(jié)構(gòu)。個人的“小”因為有了這種超個人的精神指向，才成為了歷史的“大”。盡管在這種“大”與“小”的抉擇中，會有無盡的爭扎與艱難。歷史的奇妙就在于，個人可以被歷史無情地踐踏、碾壓和粉碎，但同時，那些成為巨人的個人似乎又有扭轉(zhuǎn)乾坤，挽狂瀾于既倒的力量。因此，個人面對歷史，并不是只能發(fā)些無所作為的喟嘆，還可以有起而拯之的豪情。
思想會影響個人的選擇和生活道路，同樣，一個國家也會因其主流思想的趨向而有了不同的歷史過程。信仰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中都有著重要的位置。孫中山選取了三民主義，其他還有復(fù)辟力量，君主立憲的主張，還有共產(chǎn)主義信仰，無政府主義等各種思想在近代中國展開了交鋒。一種信仰關(guān)聯(lián)于一種社會政治制度的構(gòu)想。共產(chǎn)主義具有理想主義的氣質(zhì)，革命尤其需要一種美好理想的鼓舞和帶動，可以想象，一個擁有唯物主義哲學(xué)，又具有高懸的理想的政黨，會具有怎樣的力量。如果只唯物，則可能變得庸俗，如果只有理想，則可能沒有行動的力量。將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結(jié)合在一起，正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實踐的魅力所在。毛澤東的詩人氣質(zhì)最終打敗了蔣介石的狹小逼仄的小現(xiàn)實格局。毛澤東的詩人氣質(zhì)和浪漫主義在革命年代是一種傳奇，是一種神話，而革命恰是需要傳奇和神話的。理性主義的冰冷與激情的蓬勃跳動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將這種革命的浪漫主義延續(xù)到1949年后，成了一種政治浪漫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浪漫主義，1949年后很多的社會實踐都仍然極富想象力，是極度夸張和逸興思飛的。從極度的現(xiàn)實走到極度地浮夸，原來如此簡單。人們發(fā)現(xiàn)一個戰(zhàn)爭的詩人，會在和平時期犯多少夸大主觀戰(zhàn)斗精神的錯誤。又有多少人都成了陽光下的蠟燭。
改革開放重提“實事求是”無非是擊破那層理想的魔障，重新面對和釋放人性的物欲與逐利的本能。這是一種原始而強大的力量。過分的功利主義像一頭怪獸吞噬著人們的善良意志。有些人發(fā)現(xiàn)自己有充分的理由無恥，而不是有德。資本主義對人性的破壞在現(xiàn)在的中國越來越彰顯無遺。難道中國體格的壯碩一定以心靈的朽敗為代價嗎？我相信中國能夠很好地面對這樣一個新的悖論。用制度，還是用道德拯救世道人心，還是重新回到教育救國以及“樹人”的老命題？微觀個人如何面對整體的道德墮落？許多的罪錯，都是個人有意無意地參與造成的？我們在百年后的今天面臨著與百年前的那些革命者所面對著的類似命題，只不過他們要拯救的是國家的危亡，而我們要拯救的是人心。救亡與啟蒙，救亡或許是相對短時間的，而啟蒙則永遠(yuǎn)是長時間的。我們的社會仍是一個啟蒙不足的社會。其情勢或許沒有百年前那樣匆忙和急迫，但每個個人面對現(xiàn)實和歷史時，都面臨著類似的選擇，我是被歷史無情裹攜，而是以自己之綿薄成為一棵倒向正義的稻草？
（九三學(xué)社魯東大學(xué)支社文學(xué)院小組 徐潤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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