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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6年在中國歷史上有其特殊性。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國抗日戰(zhàn)爭取得勝利，國人因而歡欣鼓舞。然而，局勢并未隨著戰(zhàn)爭的結束而趨于平靜，國內形勢較為復雜，國民黨在美國的支持下準備發(fā)動內戰(zhàn)、專政獨裁，共產黨積極爭取合法地位。彼時，爭和平、反內戰(zhàn)成為社會主潮，但中國到底該何去何從成為一個擺在眾人面前的難題。本文對1946年眾人對“五四”的言說進行梳理，分析彼時人們的期望與困惑。 關鍵詞：期望 困惑 1946年 “五四” “五四”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作用，其愛國精神以及對“德先生”、“賽先生”的重視澤被深遠。然而，對“五四”運動的理解與闡釋并非百喙如一、一成不變，而是因立場、時代等不同而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 1946年，抗戰(zhàn)已經勝利，國家迎來和平，民眾期待安定的新生活，知識精英展開新國家的愿景。人們對“五四”銘諸肺腑，懷揣著對未來的美好期望，創(chuàng)作出不少飽含深情的作品。如馮文彬作詞，呂驥作曲的《五四紀念歌》“五四是我們中國的青年節(jié)，紀念五四，發(fā)揚五四救國的作風，繼承五四革命的傳統(tǒng)。新中國的青年，準備好在今天，高舉我們的義旗，檢閱我們的陣容。寫了和平民主，寫了自由幸福，加緊我們的工作，奮起前進，前進！”[1]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自1939年開始將“五四”定為青年節(jié)。而1944年國民黨將三月二十九日，即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日，定為青年節(jié)，將五月四日定為文藝節(jié)，一則是為了避免與共產黨重復，再者亦是考慮到“五四”的革命影響，暗含以“文藝”削弱其政治性的意味。 “五四”當然對文藝界產生重大影響，但其影響范圍之廣、程度之深并非“文藝”二字就能概括的。彼時追求和平與安定的各界無不以反內戰(zhàn)、求民主為追求。文藝界如鄭振鐸《迎文藝節(jié)》強調文藝節(jié)與民主運動的關系，號召文藝作家為民主運動而奮斗[2]。茅盾強調五四作為“思想的啟蒙運動”的重要性，同時強調中國是“中間大兩頭小”結構，工農大眾是擔任完成科學與民主的任務“先鋒部隊和主力”[3]。政治界如九三座談會在1946年5月4日改建為九三學社。許德珩、梁希等先賢曾參加過五四運動，而九三學社成立宣言亦顯示出其與“五四”精神的密切聯系：“‘五四’所號召于國人者，為科學與民主，今時間過去雖已二十余年，而民主與科學之要求實較前迫切，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為民主與科學之實現而努力，始終不懈，謹此宣言。”[4]而中共于當日發(fā)出《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體現出共產黨人對占人民群眾大多數的農民的利益的重視，亦有利于國家走向民主化道路。 在國民黨的專制統(tǒng)治之下，民主不得到保障，則科學無法順利的得到發(fā)展，具有前瞻性的時人都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紛紛將民主放在基礎、首要的地位。郭沫若認為科學的中國化是以政治的民主化為前提，同時指出“人民是力量的源泉”。[5]另一位著名作家許杰也在《五四精神與學生運動》談到“在中國的今日，我們的政治主流是民主運動，我們積極的口號是和平統(tǒng)一民主建國，因而我們要反對內戰(zhàn)，反對分裂；同時，我們要促使中國走上近代化的建設大道，因而要先有政治上的民主，經濟上的民主，而后再到科學化的建設。”[6]只是，追求民主之路在反動派的干擾下亦是舉步維艱。 當時內戰(zhàn)端倪已現，敏銳的人后存有隱憂。抗日戰(zhàn)爭勝利，但安寧仍未降臨，內部矛盾沖突凸顯。彼時華夏大地滿目瘡痍，人心思安，但國民黨和平建國的面具背后卻是懷著獨裁內戰(zhàn)的心思。諸如1945年12月1日 “一二·一”昆明慘案，1946年2月10日 重慶較場口慘案，2月22日"二·二二反蘇反共大游行"，3月南通慘案，凡此種種，皆是內戰(zhàn)的預兆。 而在五四當日，廣州“五四”事件更是震驚全國。《大公報》1946年5月6日發(fā)布《廣州五四一幕武劇——華商報及正報分社等被搗毀》一文簡述事件，而由周建人主編的《消息》報上發(fā)表的高天所作《今年“五四”狗咬人》筆鋒尖銳，諷刺當局的不作為與特務橫行的烏煙瘴氣的局面。不僅如此，其他城市的“五四”紀念亦是波譎云詭，暗流涌動。路星《“五四”在上?！贰霸谏虾?，也同別的地方一樣，有雙包案發(fā)生——有真慶祝，也有假慶祝?！盵7]鄭振鐸主編的《民主（上海）》上發(fā)表了《“五四”在北平》“五四的精神在經過敵偽高壓八年的古城里沒有遺留下一點來?！薄拔乃嚬ぷ髡咧挥泄P和口，沒有石頭和木棍。這年頭沒有力氣的敬業(yè)不能開完會舉行幾個游藝節(jié)目，來表示一下心里的慶祝和高興。所以說文藝不能和政治分開，文藝工作者經過這一教訓，當更有更深確的認識”[8]當時人民群眾的言論、行動的不自由可見一斑。 “五四”作為新文化運動的起點以及民主與科學的現代方向的象征，成為眾人言說的主題。同時，對“五四”的不同闡釋，也是眾多黨派陣營爭奪文化領導權的表現。在彼時變亂時局之下，對“民主”的闡釋尤為重要。“民主”的性質并非始終如一，如周予同說“在五四時所提出的民主口號是資本主義性的，現在已變?yōu)樯鐣髁x性的了”。[9] 中國共產黨方面，《紀念五四專輯：毛澤東論“五四”（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強調無產階級思想文化的先進性與領導地位，“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它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后，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卻比較他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后，就絕對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于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10]談及魯迅在中華民族新文化中的作用。夏征農指出《把民主的大旗插到全國去：紀念五四》“民主的中國，還只能在一部分地區(qū)實現——共產黨所在的地區(qū)”[11]何干之《五四運動及其發(fā)展》 稱贊毛澤東辦《湘江評論》，并且工人運動相結合，“是五四運動中最正確的方向?！盵12] 國民黨方面，蔣介石批判自由主義、共產主義，聲稱“這些學說和爭論，不僅不切合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13]鄭學稼《論新五四運動：“五四”第二十七周年紀念而作》則強調“統(tǒng)一”、“民主”，“新五四運動，必然地完成那一運動。對內徹底消滅割據的軍閥”，“掌固統(tǒng)一的民主的中央政府?！盵14]這里強調的“統(tǒng)一”實則是指國民黨一黨專政；將“二·二 二”事件稱之為“新五四運動”，而這一運動實際上反蘇反共運動，其心思昭然若揭。再者，著名的《申報》在國民黨控制下,發(fā)表社論《發(fā)揚五四精神！》：“我們要從狹隘的偏見中解放出來，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三民主義的文化。必如此，才能繼續(xù)發(fā)揚光大五四運動的精神。”[15]結合1946年5月6日儲景良在國民黨機關報《中央周報》發(fā)表的《“五四”運動是三民主義的革命運動》，不難發(fā)現國民黨不斷強調三民主義、強調孫中山對國民革命的領導作用，實則強調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延續(xù)性。 青年學生是“五四”運動中的先鋒。那教育界的狀況又是怎樣呢？以曾在“五四”扛大旗的傅斯年為例，1946年5月6日，《大公報》上發(fā)表《傅斯年談復校》“惟今日學生水準大夠，為未來人才，甚望能夠安靜讀書，專心研究學問。惟學問絕對自由，不愿學生生成為政治斗爭之工具。”[16]這與傅氏倡導學術自由有關，也體現對學生運動的“去政治化”的傾向。時隔月余，《申報》上發(fā)表《傅斯年對記者談 恢復當年的北大 似乎充滿了信心： 當年的五四運動是反對賣國的北洋政府 現在的學生難道反對抗戰(zhàn)八年的政府》“現在的政府，周然不盡如人意，可是這空間是抗戰(zhàn)八年的政府，學生有所要求是可以的，但不要逾矩”，傅斯年認識到國民政府腐敗無能、不無不滿，但是仍維護其統(tǒng)治的合法性。實際上，學生運動是受到打壓的，國民黨顧忌青年學生的力量，學生活動不自由，“民主的堡壘被特務攪得一團糟”[17]，校園里人心惶惶，社會上民怨沸騰。魚爛取亡，國民黨后來的失敗由此時便可睹微知著了。 此外，除了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方向的政黨外，亦有利用“五四”為中產階級爭取領導權的人發(fā)聲。黃力的《論五四及中國革命之歧途》一文強調中產階級的重要性，認為在五四運動中中產階級人數眾多，“其總的也是根本的答復，也便是革命領導的合理回歸，回歸到真正應該掌握這個領導權的中產階級手里來?！盵18]只是，這種說法在當時大局勢下并未產生重大影響。 綜觀1946年的“五四”言說，帶有明顯的時代色彩，在這一特殊的歷史階段，眾人對未來存有期望，也難免困惑。各黨派陣營的各異的言說也使得“五四”的政治意味更顯突出，共產黨強調無產階級文化的領導地位，國民黨強調三民主義與“統(tǒng)一”企圖獲得獨裁地位，而歷史的終局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群眾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最終勝利，并繼承與弘揚“五四”精神，使其產生了更加深遠的影響。
* 楊慧，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中心教授；祝曉兵，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1] 馮文彬（作詞），呂驥（作曲）：《五四紀念歌》，《生活周報》，1946年5月8日。 [2] 鄭振鐸：《迎文藝節(jié)》，《文藝復興》第1卷第4期，1946年5月1日。 [3] 韓北屏：《茅盾先生談“五四”》，《益世報》副刊，第48號，1946年5月4日。 [4] 陳竹筠 陳起城編選：《九三學社成立宣言》，《中國民主黨派歷史資料選輯（下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492-493頁。原載于《新華日報》1956年5月6日。 [5] 郭沫若：《“五四”課題的重提》，《天下文萃》，第1卷 第5期，1946 年5月4日。 [6] 許杰：《五四精神與學生運動》，《中國建設(上海1945)》，第2卷 第2期，1946年5月1日。 [7] 路星：《五四在“上?！薄?，《學生報（昆明）》，第16期，1946 年5月19日。 [8] 伊仲羊：《“五四”在北平》，《民主（上海），第30期，1946 年5月11日。 [9] K.T：《兩種民主》，《新旗》第1期，1946 年6月1日。 [10] 毛澤東：《紀念五四專輯：毛澤東論“五四”（新民主主義論）》，《中堅》，第1卷5期 ，1946年5月1日。 [11] 夏征農：《把民主的大旗插到全國去：紀念五四》，《生活（蘇中）》， 第5期，1946年5月10日。 [12] 何干之：《五四運動及其發(fā)展》，《北方文化》，第1卷第5期，1946年5月1日。 [13] 蔣介石：《紀念五四專輯：蔣主席論五四》，《中堅》，第1卷5期 ，1946年5月1日。 [14] 鄭學稼：《論新五四運動：“五四”第二十七周年紀念而作》，創(chuàng)刊號，1946年5月10日。 [15] 參見社論《發(fā)揚五四精神！》，《申報》，1946年5月4日。 [16] 傅斯年：《傅斯年談北大復?！罚洞蠊珗蟆?，1946年5月6日。 [17] 魯聲濤作詞、趙望衡作曲：《學生運動歌（五四紀念歌）》，《新音樂》，第1卷2期，1946年4月10日。 [18] 黃力：《論五四及中國革命之歧途》，《中堅》，第1卷5期 ，1946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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